江河水魔术师与金鱼
最后定稿于2014年5月17日凌晨魔术师与金鱼
那是2004年的夏天,天很蓝,蓝得淋漓尽致,如同一块晶莹剔透的蓝宝石。蓝宝石一样的天空上,飘浮着几朵洁白的云,像一团团刚刚搅出的棉花糖。
隔着宽大的落地窗,卫东凝视着天边一只翱翔的鹰,也许是一架飞机——他的眼睛有些近视。江河在沈奕巍的引领下走进了这间明亮的会客室。那时候,他们还不叫江河、沈奕巍,而是叫孙新华与欧业群。
卫东和孙新华对视了一眼。像许多初见面的人一样,彼此都有点端着。这很正常,在浮躁、冷漠的时下,类似的磕头碰面如过江之鲫,如果没有下面的对话,也许他们随便应酬几句就会各奔东西。以卫东的性格,他不会上赶着去写一篇为文学界广为诟病的广告文学。
你当过兵?卫东有点二地问了一句。
当过,孙新华看了一眼有点牛逼的这个所谓国刊的副社长,目光像小说中描写的一样,如剑出鞘,寒光一闪,流露出一股孤傲之气:67军199师战士演出队。
我也当过兵,沈后三分部战士演出队。
噢?他的目光亮了,变成了两盏温暖的烛火:那我们是战友啊!
就这样,卫东走进了孙新华的人生。两个月以后,中篇报告文学《大江东去》刊发在这一年11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并在刊出后马上被《新华文摘》转载。
事情到这里本来可以结束了。这样的采访,在卫东以往的写作生涯中经历过很多。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兴犹未尽。他觉得,尽管报告文学已经完成了一位智者与一座港口的心灵对话,但是由于体裁的限制,他还不能展开想象的双翼,为芜湖港的改革与变化注入更多的浪漫与激情。他甚至暗自庆幸,没有因为自己当初的偏见而与这次写作擦肩而过。
也许,这是上天的馈赠。
当卫东打算以报告文学为基础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时,恰逢中国作协党组拟调卫东任小说选刊杂志社主编,这使卫东倍感压力,他知道,这次任职不同于以往——或者立即遏制住刊物连年下滑的趋势,或者完成一次人生舞台上的黯淡谢幕。新职履任,会牵扯他太多的时间与精力,于是邀请曾经的同事和好友,作家周新京加盟。
我们一起进行了补充采访,确定了写作思路,由新京执笔完成初稿。因为成稿仓促,这一稿没有摆脱报告文学的影响,人物扁平,情节滞缓,缺少悬念设置与矛盾冲突,不具备长篇小说的美学特征。卫东因编务繁重,难以进入写作状态,稿子就此搁置。
这一搁就是7年。
2013年10月,卫东的职业生涯即将结束。退休前三个月,他向党组正式写信,明确表态不必考虑他的留任,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想调整心态写一些想写的作品。
长篇小说《大江东去》像一个弃儿,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
经过反复推敲,我们拟定了6万字的写作提纲,这个提纲彻底摆脱了报告文学的框架,除了几个基本事件,人物关系与矛盾冲突基本为作者虚构。为了赶时间,采取了流水线式的工作方式,即新京完成几章,卫东改写几章,前后历时近一年。这一稿,新京完成了77万字。在此基础上,卫东删去48万字,新增写了近44万字,对小说的结构、人物关系、故事走向,逻辑链条重新做了梳理与调整,拟定了《江河水》的书名及各章节题目,并对全书的文字做了润色与敲定。最后的成书是73万字。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怎样编织一个好故事。
阿成兄认为优秀的小说家应该是一个老练的诱惑者。因为阅读的源头是消遣,在消遣时被震撼、被感动,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这应该是经典小说的基本特征之一。他在这里强调的其实就是小说的故事性。很久以来,在文学界就流行一种说法:故事性一强,文学性就掉档。其实,故事应该是小说的基本层面。雨果在《论司格特》一文中,对书信体小说、叙述体小说的缺陷加以分析后,提出了戏剧式小说的概念,就是在小说中适当运用一些戏剧描绘的技巧。他认为小说不是别的,而是有时由于思想,有时由于心灵而超出了舞台比例的戏剧。亚里士多德讲悲剧的时候,也认为故事情节是第一位的,人物是第二位的。即便是把艺术的形式、方法和技巧看得高于思想价值的纳博科夫,在《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一文中提到,“从三个方面看待一个作家:他是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同样把“讲故事的人”放在了第一个层面。一般而言,在一部戏剧或一篇小说中,故事情节是框架,人物在具体情节中活动、碰撞,展示出自身的道德和气质特征。在现实主义小说中,人物和环境的原生态被格外看重,但依然经常用故事来推动情节、刻画人物、表达意向。
自然,情节淡化的叙事作品中不乏美学价值不菲之作,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蒲宁的《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等等。即便如此,在中国他们也是被小众欣赏。诚如《海浪》的作者伍尔芙所承认的那样,她说乔伊斯和她自己的意识流小说,只是零星的生活札记,无法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比。相反,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史诗品格,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经典传世之作却是不胜枚举。
生活本身常常不具有足够的戏剧性,这就要求写作者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依据生活的纹理与逻辑,对生活加以提高和想象。《江河水》中描写的几大事件,沉船、改革、抗洪、上市,在生活中都曾真实发生,只是单独存在,没有形成完整的情节和逻辑链条,像散落在地未经打磨的珠子。为了把它们连缀在一起,我们把东江港改革成败做为一条主线贯穿始终;同时,又精心设计了悬念迭生的副线:围绕方秋萍之死而展开的文物走私与商业间谍案。这并非凭空杜撰,江河的原型曾在公安局任职,并参与破获过多起大案。不过,这两条线索若平行推进,小说就成了两张皮,必须把它们紧紧扭结在一起,让它们成为情节和人物命运发展的内在推动力。
为了使小说更加好看,人物的心路历程得到更充分的展示,我们还设计了江河与徐小惠、卢茜、刘希娅和丁薇薇的情感线,既使人物关系得到进一步沟联,也使人物命运更为曲折坎坷。由这一情感线索辐射出的人物关系,又引发了更为复杂的矛盾纠葛,使小说的故事性得到了极大强化。
完整的故事框架有了,接下来是怎样塑造人物。
小说是一种造型艺术,这本来是一个常识。可是近年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各种文学思潮,在拓展了我们的审美空间时,也有意或无意地把一些常识性问题遮蔽了,以至于小说中要不要塑造人物也成了争论的话题。淡化情节,虚化人物,关注自我,面对内心成了一种很时尚的文学理念。固然,小说要关注个体生命存在的独特性和人的精神空间的无限可能性,但这和注重人物塑造并行不悖。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给我们留下了灿若繁星般的文学形象,许多经典作家干脆就以主人公做为书名。一部小说,如果读后读者的脑海中浮现不出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它的审美价值就会大大削弱。20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三杰之一阿诺德·贝内特曾这样强调人物之于小说的重要性:“优秀小说的基础就是人物塑造,此外再没有别的东西……风格是有价值的,情节是有价值的,观点的新颖独到是有价值的,但是,它们中间没有一项像塑造令人信服的人物那样有价值。”
认为西方现代主义不再注重人物塑造,是一种误读,除了法国新小说强调把一切都物化了再写之外,人在西方文学中的中心地位并未受到忽略。即便是新小说努力使人物淡化、解体,但人物依然存在于小说中。只不过,由于对二十世纪人类文明状态既强烈关注,又悲观无奈的矛盾心理,以及审美观念的拓展与审美风格的变迁,西方现代主义经典作家笔下的人物颠覆了古典文学传统中的英雄书写,歪斜抽象或执拗孤独的形象纷纷登场,前者如《恶心》中的洛根丁,《局外人》中的默尔索;后者如《尤里西斯》中的布卢姆,《喧嚣与骚动》中的班吉和昆丁,等等。上述人物在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出现,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和哲学思考,在一定意义上,也为今天的现实主义写作提供了借鉴。
《江河水》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不少于三十个。他们中一是有生活原型的,像江河、沈奕巍、程志、刘黑子等;一是没有生活原型的,如鲁迅所说,脸在河北、嘴在河南,拼凑而成的人物,如秦池、秦海涛、卢茜、丁薇薇、刘希娅、孟建荣、廖汉中、赵达夫、丁伯等。无论有无生活原型,我们都着力把他们放在各种矛盾与情感的旋涡中,来展示他们独特的命运轨迹,凸显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
有了一个基本构架,又确立了若干活跃其中的人物,通过他们的纠结与碰撞,坎坷与命运,要向读者传递什么呢——这似乎又是一个要被一些人嘲笑的命题:写你自己的内心感受就行了,还想当人生的牧师吗?
很早以前,就有批评家通过研究众多的小说文本发现,中国当代小说的动力是“恶”与“卑微”,这个结论如果属实则令人堪忧,因为只有末路上的文学,才会是那种景象:动力丧失,灵魂缺位。谈论一部文学史可以有多种角度、多重标准,但有一个标准应该是恒定的,那就是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本人的“爱之丰盈、层次、差异和力量”,决定其作品的美学等级的高低。卡夫卡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摧毁一切障碍,而在我的手杖柄上则写着,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这或许是西方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在美学理想上的最大分野。《恶之花》的作者波德莱尔在作品中致力于对丑恶的揭示,但是在评述雨果的《悲惨世界》时,他依然满怀深情地感叹,它是一部写仁爱的书,“这是向这个世界秩序发出的一声振聋发聩的呼吁:这个社会过于偏爱自己,过于把博爱的永恒法则不放在心上;这是从当代最雄辩的口中为‘悲惨世界’(在‘贫困中受苦’,并被‘贫困’损坏的人们)喊出的辩护词。”做为现代主义代表作家,他对西方传统文学的美学原则给予了高度尊重。
我们以为,闪烁着理想的光辉,表现着对人生的执著追求和对人的价值充分肯定的西方传统文学,其美学理想和创作原则更值得与之衔接。它所彰显的英雄情结,对生命人格的塑造无以替代。古罗马文论家朗吉努斯在《论崇高》中曾将这种人格培育喻为“伟大心灵的回响”,指出如果人一旦失去了这种对伟大心灵的感应、体悟,麻木、冷漠和猬琐就会接踵而至,人生必然因而阴暗卑下。
在时下的小说创作中,弱化道德,解构崇高已渐成时尚。一些作家对宏大和崇高避之唯恐不及,好像一部小说越自我、越晦涩,才愈见新意,愈见人性的深度与艺术的功力,以至有作家公开坦言,灰暗的东西写起来得心应手,而一写生活中的光明与崇高就无从下笔,觉得矫情与虚假。
审美活动当然不等于对某种道德主张和观念的简单认同,但是说到底不能脱离一定的道德态度和选择。在小说创作中,叙事主体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叙什么”和“怎么叙”都会受到叙事主体的叙事观念和个性的制约,反映出叙事主体独特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格。萨特在《为什么写作》一文中指出,文学的写作活动就是文学主体对社会的一种介入。因此,作者在写作中不能伪装中立,而必须“在审美命令的深处觉察道德命令。”
其实,在黑暗中发现光或许是最难的。
确定东江港的改革做为小说的主线,选择江河、老卢头、刘黑子等作为我们礼赞的英雄,这或许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是,我们依然想通过笔下的人物,呼唤时下久违的英雄情结,让作品中能有“伟大心灵的回响”。
江河是我们着力塑造的男主人公。我们力求多角度展示他的性格特征,既写了他的勇于担当,也写了他的徬徨与苦闷;既写了他的胆识和睿智,也写了他的浮躁和失落。但是他的生命底色是明快的,始终充满着积极进取的理想主义光辉。
老卢头是一个出场不多的人,但在故事的推进和人生意义的追问上,他的分量弥足珍贵。我们写他的死没有人为拔高,其原始的驱动力竟是为了赎罪;而刘黑子的舍身取义也只是为了报恩。我们觉得,心灵的自我救赎和知恩图报,本来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非常值得传承的元素,可是在时下消费主义浪潮的席卷下,它的稀缺已经超过了秦岭的大熊猫。我们希望,老卢头和刘黑子的死,能够唤醒当代人普遍存在的冷漠与麻木。
小说中的另类人物,我们也尽可能展示其人性的亮点。秦池假公济私、中饱私囊,为使自己平稳退休不惜处处与江河作对。但是从作品描摹出的人生轨迹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从最底层干到常务副局长,也有自己心智的付出。只不过,在如霓虹灯一样的诱惑面前,他终不能自持。他是一个贪官,也是一个孝子,对朋友对亲人也时有真情流露。丁薇薇更是我们倾注了情感而塑造的一位女性,她历经商海,老练而富有心计,走私文物却不以为错。但是她始终心存善念,她对江河的爱也不带任何杂质。曲终人散,她的纵身一跳,故然缘于其性格的刚烈与自尊,但又何尝不是美好的爱情梦幻破灭后,一次良心的自我救赎呢?
昨夜洞房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小说完成了,读者便是它要面对的“舅姑”。画眉深浅,期待读者评说。对于作者,《江河水》付梓之日就成了历史,读者反馈的意见会为他们后续的创作提供养料。毕竟,这部作品因采访而成,而卫东下一部以编辑部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太阳泪》(暂名),依据的则是直接的生活经验,它将穿越庸常、繁复的生活表层,抵达人性深处的坚守与逃逸,高贵和贪婪。
感谢安徽作家徐子芳先生。从报告文学《大江东去》到长篇小说《江河水》,他全程参与了采访。小说完成后,他作为资深编辑和著名作家,也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但最后确定作者署名时,徐子芳先生坚辞不署。对于他这种默默奉献,不计名利的行为,我们由衷钦佩。还要郑重感谢《中国作家》杂志社的俞胜、陈亚军和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一部版面字数超过70万字的长篇小说,他们竟在一个月内就完成了三审。永远忘不了那个残阳将尽的午后,亚军打电话告知稿件决定采用的情景。尽管八年《小说选刊》主编的职业经历,使卫东对《江河水》充满了自信,但编辑部对小说的高度评价,依然让卫东略感意外,并对其处置方式充满感激:全文照发,分二期连载,这在所有大型文学刊物中都是空前的。这一份肯定与信任,怎是一个谢字了得。
当然,在这一份需要感谢的名单中,还有一个人要特别提及,那就是著名剧作家王朝柱。从一开始,我们的创作就得到了他真诚的鼓励与鞭策,实在难以想象,如果没有柱子哥不断的督促与肯定,我们怎么可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洋洋73万言。同时应该感谢《小说选刊》原主编助理毛成骅先生,在长篇小说《江河水》成稿的近一年时间里,他协助作者做了大量记录、整理、剪贴、打印的辅助性工作,并为《江河水》设计了内文版式和彩色插页、扉页。最后,还要特别感谢东方出版社,从收到《江河水》的电子版到确定出书,他们启动绿色审批通道,前后历时不到十天。这既让作者感受到厚重的信任,也让我们对一个现代出版企业的独到眼光和经营理念心存敬意。
搁笔了,还没有题目,忽然记起一个魔术节目。两手空空,身着燕尾服的魔术师就地一滚,凭空就端出了一缸金鱼。凭空是不可能的,在众目睽睽之下能把戏法变得一点不穿帮,检验的是魔术师的职业水准。由此,想到写作与生活的关系——素材就在生活中,怎样把杂乱无章的素材变成文质俱佳的小说,检验的则是写作者的生活积淀与艺术功力。
这是一项多么具有挑战意味的历险呀!
2014年6月15日